时事点津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磅政策将加速落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9年七大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位列首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顶层设计和系列重磅政策将加速落地。我国将着力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打造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关键领域新布局建设若干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此外，我国将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制造业领域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融资支持。
地方已经在加快布局。广东省提出在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汽车、智能家电、机器人等五方面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上海市提出，全力打造汽车、电子信息两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民用航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绿色化工四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提出，实施国际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智能家电等先进制造业集群。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将在改革、开放上做文章。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制造业领域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全面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船舶、飞机、汽车等行业开放政策，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支持重大短板装备攻坚、重点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等，推进战略关键领域创新突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
苗圩透露，下一步还将改革完善金融支持机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协同作用，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融资支持。
产业基金可能成为招商引资的奇兵
招商引资依然是很多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伴随招商引资工作的深入，招商引资的方法也在发生变化。寄希望于传统的依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实现招商引资的难度越来越大，更不可持续。实践证明，在招商引资中，大多企业都会关注政府是否能解决部分前期资金，以基金招商为代表的资本招商作用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不少二三线城市，例如武汉、合肥、南昌等，已经纷纷把产业基金招商作为吸引大型企业的重要举措。
根据财政部《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的定义，政府投资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
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出一部分资金作为母基金，作为成立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基金，委托基金管理公司管理，通过杠杆效应吸引更多投资机构成立各种子基金，最终将资金整合起来投资给本地相关产业领域的企业，解决本地企业设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最终推动企业发展壮大，待企业上市或转让后获得退出收益。
政府产业基金的发起方虽然是政府，但是大多数产业基金政府只有出资责任和监管责任，产业基金的日常运作要通过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或委托给外部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例如潍坊市作为全国尝试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最早的地区之一，在产业基金的具体项目运营中就依靠专业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基金募资、项目筛选及投资、投后管理、退出等日常工作。
据了解，潍坊市是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合资成立资本管理公司，借助行业龙头优势开展尽职调查等工作，提升引导基金市场化管理水平。在管理模式上，潍坊通过“委员会决策+机构专业运营”的办法，依托专业人才团队提高了市场运作能力，避免了过度行政化，同时建立起政府调控的有效机制，确保基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符合新旧动能转换要求。这种模式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和市场效率的统一，同时保障合作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自主权。
总体来说，政府出资设立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对政府来说，看重的是促进本地未来长期的产业和经济发展，能在招商引资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企业入驻后对地方税收带来的贡献，增加财政收入，前期投入的母基金只起到对投资机构的吸引和向导作用，政府本身也不会指望产业基金运营能带来多大收益。但是对投资机构来讲，政府的母基金是一份很重要的产业发展背书，为了维持企业的发展，政府一定会给予大力支持，因此企业亏本或倒闭的可能性均比社会基金小，投资机构则会通过筛选项目选中“潜力股”的企业，最终通过退出机制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
对企业来说，如果政府给予的环境配套和投资机构给予的资金支持足够有吸引力，即使当地产业基础薄弱或产业链不完善，也可通过自身力量招揽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闭环。如果政府投资基金运营得好，将是政府、投资方、企业三方共赢的模式。
轨道装备产业迎发展机遇 多城提出千亿级目标
随着人口向大都市集聚，轨道交通作为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基础，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多个城市将轨道装备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并提出千亿级的目标。
轨交规模扩张带来产业发展空间
日前召开的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推动轨道交通产业发展三年（2019-2021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1年，全市轨道交通产业规模达到1200亿元，力争2023年实现产值1800亿元。这意味着广州又将产生一个新的千亿产业。《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主要任务涵盖多个方面。在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方面提出，打造一批行业龙头和骨干企业，组建具备规划设计、投融资、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等全过程全产业链总承包能力的实体平台。
不仅是广州，随着我国人口向一二线大城市集聚，中心城市的轨道交通规模也迅速扩张。2019年，深圳迎来地铁建设“井喷”期，共有地铁三期、四期工程的14条线路（含延长线，不含4号线北延段）约273公里项目同时在建，总投资超过2600亿元，创历年之最。根据最新的规划方案，到2035年，深圳将拥有33条地铁线路，计划总里程1335公里，是目前已开通长度的4.7倍。同样的，到2022年前，杭州将形成“10条轨道普线+1条轨道快线+2条市域线”共计13条线路的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网络，总长度达516公里，实现十城区全覆盖。这也意味着杭州的轨道交通规模将增长4倍左右。
多城打造千亿轨交装备产业
除了城市轨道交通外，市郊铁路、城际铁路、高铁也迎来了巨大发展空间。尤其是随着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趋紧密，“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格局正引领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2年，我国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都市圈格局更加成熟，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并要求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而打造都市圈，交通是基础，轨道交通更是重中之重。《意见》提出，要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统筹考虑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在有条件地区编制都市圈轨道交通规划，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探索都市圈中心城市轨道交通适当向周边城市（镇）延伸。
因此，轨道装备产业也成为很多城市重点发展的方向。比如，轨道交通产业是常州经济开发区的支柱产业之一；戚墅堰轨道交通产业园的目标是打造成为长三角千亿级轨道交通基地。
再比如，株洲是我国国家轨道交通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也是国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集聚区。2015年，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这也是我国首个千亿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株洲市提出，将力争到2020年，建成现代轨道交通科技城、实现产值2000亿元以上，打造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发中心、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智造中心、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产业服务中心。
2018年，青岛城阳区域内轨道交通产业链产值达到850亿元，形成了完整的高速列车及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集群，在轨道交通车辆、关键系统设备等方面的研发能力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到2022年，城阳将力争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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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民企“浙江新模式”：510家企业分三类管理
银企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惜贷、拒贷难题怎么解？企业短贷长用、频繁转贷等期限错配“痛点”怎么消？这是当前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亟待金融行业回答的时代命题。
作为落实中央“六稳”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浙江省在加强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稳定企业融资预期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在日前召开的第207场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浙江银保监局及部分金融机构负责人介绍了一套可复制、易推广的“组合拳”。
推进联合会商帮扶机制，稳定大型企业融资预期
大型企业是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但银行机构对大型企业的服务还存在短板，特别是银行同业之间缺乏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对企业的经营、融资全貌和风险状况看不清、看不透。
为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和银行“单兵作战”的问题，浙江银保监局凝聚行业合力，建立了联合会商帮扶机制：
首先，加强信息共享和集体会商会诊，科学识别企业状况。银行机构共享企业经营信息、融资数据并进行交叉验证，提升银企、银银之间的信息透明度。目前已全面排查全省融资10亿元以上企业情况，梳理建立了510家大型企业清单，涉及贷款11400亿元。
其次，分类施策，精准对接。对优质大型企业，在信贷资源配置、续贷、发债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对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集体决议、一致行动，防止单方面抽贷、压贷行为，避免竞相收贷引发“踩踏”风险。对没有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坚决予以出清。
第三，发挥银行的专业优势，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提前做好资金周转安排，减少过度融资、盲目投资等高风险行为。同时引导保险资金帮助民营企业纾解股权质押风险，提供长期资金支持。联合会商帮扶机制启动以来，通过“一企一策”措施，帮助多家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渡过了难关。
深化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服务，科学匹配企业生产经营周期
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以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为主，不能完全匹配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回款周期，短贷长用和频繁转贷的现象比较普遍，既不利于稳定企业长期投资信心，也容易出现资金链紧张甚至流动性风险。
为解决期限错配带来的融资“痛点”，浙江银保监局引导银行机构优化信贷供给结构，探索推进中期贷款内嵌年审制、中期授信内嵌预审制、循环式等3类服务模式。银行机构每年对贷款情况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持续使用贷款资金，贷款实际使用期限最长可达3年。循环贷款模式下，企业可以在3年内多次提取、随借随还、循环使用贷款额度，既能及时匹配资金需求，又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与此同时，建立客户“白名单”管理制度，提升授信准入、审批决策、贷后管理等精细化管理水平。既满足企业中长期资金需求，也不放松风险管控，防止将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服务异化为掩盖风险和资金套利的工具。
浙江银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辖内部分国有大型银行计划2019年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投放总量增长50%以上，预计2019年末，辖内银行业中期流贷余额可达5000亿元，占全部流贷的20%。
细分小微金融服务，提升小微企业获得感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一直以来都是浙江的品牌和优势，截至2018年末，浙江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45万亿元、同比增加3038亿元，贷款户数344.51万户。为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贷款整体水平，浙江银保监局在台州全国小微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试点，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监测机制，动态监控每户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结构、金融服务主要诉求、哪些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等等，深入剖析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研究解决办法。
为提供精准服务，浙江银保监局把小微企业细分为小微园区型、供应链型、科创型、吸纳就业型等4种主要类型，分别制定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金融服务方案。比如，对供应链小微企业，依托核心企业，整合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提供订单融资、预付融资和存货融资。
有序、良性的市场竞争是降低融资成本的重要途径。去年以来，浙江银保监局充分发挥大型银行“头雁效应”“鲇鱼效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中小银行机构适度下调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同时，通过减少抵押担保、提高审批效率、完善续贷服务、网上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等方式，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多渠道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
为提高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控制能力，浙江银保监局和工商、法院、税务、公安、环保等23个省级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对接，归集字段4300余个，推动相关数据向金融机构开放，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此基础上，鼓励银行机构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提升对小微企业的风控水平和服务能力，逐步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重。
同时，充分发挥保险对小微企业的服务功能。2018年，浙江辖内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累计帮助9300余家次小微企业获得贷款约22.4亿元；出口信用保险为1.2万余家次企业提供了700余亿美元的外贸风险保障。
参考报告
佛山“地券”的做法与探索
土地是地方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之一，建设用地指标也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最上心的一桩事情。自重庆首推“地票”以来，各地方政府针对用地，纷纷进行改革创新。其中，佛山市南海区的“地券”因市场化程度更高，更易于推广复制而备受关注。
据了解，30%是国际公认的土地开发强度警戒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南海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已高达50%，国有土地不足以支撑城市发展，土地瓶颈对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一方面是产业升级和城市建设对建设用地的需求难以通过增量建设用地来满足，另一方面是存在大量低效用地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12月，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印发了《地券管理暂行办法》，宣布实行“地券”制度，成为继重庆、四川、江苏等地之后，进行市场化“增减挂钩”的地区。
在南海的改革设计中，“地券”是土地权利人自愿将其建设用地按规定复垦为农用地后，依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相关政策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指标可以在市场上流转交易，改变以往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非市场化配置的局面，是一种异地化的“三旧”改造和市场化的增减挂钩。通俗地说是将一块闲置或低效的建设用地复垦为农用地后，形成新的建设用地指标，地券流转后，可在另一块农用地上进行开发建设，既突破了“三旧”改造位置的局限性，也赋予指标相应的市场价值，盘活存量土地，优化用地布局。
综观南海“地券”改革设计，很好地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问，“地券”如何产生？南海的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人、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人，将符合复垦条件的建设用地复垦为农用地，经过国土部门的验收，注销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就可以产生地券，用于新的农转用。如果验收确认定为耕地的，还可以产生补充耕地指标，补充耕地指标由区政府统一回购，进一步提高复垦动力。
第二问，“地券”如何交易？“地券”产生后，持有地券的土地权利人可以委托镇街向区国土部门提出出让申请；区国土部门根据一定时期内的地券出让规模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申请组织地券交易，并向社会公布地券交易公告；地券竞争主体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交易申请，按照招标、挂牌、拍卖等方式进行地券交易；地券成交后，签订《地券交易合同》，30个工作日缴清地券价款和有关费用，地券交易就完成了。
第三问，“地券”交易如何体现政府的作用，是否会出现“囤积”的现象？地券的价格通过市场竞价最终形成，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同土地交易专责组根据市场供求等综合因素确定地券交易底价，用于指导和调控市场的竞价过程。由于交易过程中会出现的交易量与实际需要量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南海地券允许分割使用。为了防止囤积地券，《管理办法》对地券使用期限进行了规定，购得人超过一年未使用地券的，将会被暂停地券的交易资格。
实际上，在南海的“地券”推出前，重庆已经实行了近10年的地票制度。在重庆之后，成都、郑州等城市也相继进行了地票的探索。那么，南海地券与重庆“地票”等类似改革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首先，在市场化方面，南海区“地券”市场的参与者是经济社、经联社和其他市场开发主体，参与地券交易的主体数量多、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只负责指导，市场主体才是具体的实施者。
第二，以往“增减挂钩”是“点对点”形式，在指标腾出时已确定要落实到何处，而新的“地券”制度则是“点对多”形式。这也可以理解为“异地版的三旧改造”和“市场化的增减挂钩”，将不适合提升改造的区域复垦为耕地，腾出的指标用于适合改造区域的产城建设。同时通过交易来使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第三，与重庆等地不同的是，南海新推的地券针对的建设用地不仅仅是宅基地和空心村，而是直指村级工业园，地券的竞购主体也更加丰富。南海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强区，相对重庆、四川、江苏等省级体量的空间规模来说，土地规模小、开发强度高，即便是南海的低效用地，也有很高的复垦难度和复垦成本，这还需要国土部门以及相关镇街付出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