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点津
地方重大项目投资按下“快进键”
多地重大项目投资加力提速。上海市2019年重大工程建设投资计划显示，2019年将安排市重大工程正式项目138项，预备项目28项，新开工项目23项，建成项目11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沪通铁路上海段、G320公路、吴淞江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继续推进轨道交通、北横通道、机场联络线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
而此前不久，北京市提出2019年将集中精力推进100个基础设施项目，当年计划完成建安投资约538亿元。贵州省安排下达2019年省重大工程项目2700个以上，确保一季度完成投资1300亿元以上。四川省提出抓好700个全省重点项目，确保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国家统计局数据从侧面印证开年以来的这种势头。从投资先行指标看，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2月份同比增长4.9%，这个数据去年全年是下降17.7%。
不仅加大力度，还要提快进度。如，河南省提出加快推进重大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努力扩大有效投资。湖北省提出以更大决心、更足拼劲、更新招数抓项目，大力提升项目开工率、资金到位率和投资完成率，在投资和项目建设比武场上拼搏奋斗、竞相赶超。
提升基建投资力度成为稳增长的重要途径，而且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获得中央财政发债和转移支付方面的支持，因此意愿和积极性都较高。此外，国家发改委透露，今年将制定实施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进落实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有关举措。
新一代信息基建项目正迎来政策力挺。3月15日，国家发改委公示了2019年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拟支持项目名单，内蒙古广电网络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完善工程、黑龙江广电网络城乡宽带提速工程一期项目、中国电信江西分公司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新疆广电融媒体支撑网络建设项目等14个项目在列。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和补短板的重要选择。专项债规模还将扩大。据悉，2019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预算报告也指出，“开前门要更大”，并在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加快债券发行进度上做出明确安排。
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度是另一重要发力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资本金比例，用好开发性金融工具，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更是向市场释放了支持PPP项目发展的新信号。国家发改委也提出，建立健全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重点领域长效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补短板项目建设。鼓励民间资本采取混合所有制、投标联合体等多种方式参与PPP项目。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透露，对于民间投资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要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准入空间。二是帮助民间投资解决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融资问题以及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服务的问题等。
央地一揽子政策直击工业机器人产业短板
工业机器人迎来新一轮政策利好，落点直击行业应用和技术短板。据统计，河北、江苏、西安等多地出台机器人产业行动计划，明确面向汽车、电子、电力装备等领域加强工业机器人应用；安徽、浙江、天津等地在今年地方两会上提出应用具体目标。央行近期也指出，鼓励金融机构推动融资等业务创新，强化对工业机器人技术短板的支持力度。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持续拓展，正进入提档加速关键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为14.8万台（套），比上年增长6.4%。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政策规划处处长左世全透露，预计到2020年，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近100亿美元；加上系统集成服务在内，预计市场规模将超300亿美元。
但我国工业机器人发展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于海斌表示，工业机器人在技术上，例如抓取、识别能力存在差距，同时不同场景的应用还有待提升。左世全也表示，核心短板在于先进感知和控制技术落后，高端精密减速机、控制系统还依赖国外。
“未来发展的着力点，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部件的攻关；二是紧密结合应用场景，比如工业机器人要与生产工艺等紧密结合。”左世全说。
针对技术短板，央行在近期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鼓励金融机构推动融资、租赁、质押业务创新发展，加大对工业机器人领域的金融支持。以企业为主体，促进核心技术研发、产业链构建、应用领域拓展和区域集聚发展。
针对行业应用短板，多地也制定了明确的路径图。河北省日前明确到2020年，工业机器人密度达100台/万人，并在新能源、汽车、电子等行业开展应用示范；陕西省西安市也在相关规划中提出以汽车、通用设备、电力装备等行业为重点，普及工业机器人应用。此外，多地在今年地方两会上明确制定了年度计划书。例如，安徽省提出推广应用工业机器人5000台以上；浙江省明确新增工业机器人1.6万台。
左世全表示，各地推动工业机器人发展，要注重以应用侧拉动和供给侧推动“双轮驱动”：一是结合本地优势产业，引导用户企业按照市场规律积极应用，而不是通过简单补贴的方式；二是需要加强机器人开发和使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掌握关键研发及应用技术。
减税降费成本须由各级政府来承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前的记者会上透露，今年会下调各级企业增值税率和社保缴费比例，将于4月1日开始减增值税，5月1日起降低社保费率。
李克强总理称，此前曾考虑多种方案，例如连续数年把增值税率递降1个百分点，但认为企业感受不会深，因此选择现在的做法，把60%行业的增值税一口气下调3个百分点，并加大税收抵扣，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并要在今年让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再降低1个百分点。
由于今年减税降费的成本须由各级政府来承担，李克强早前已预告要过“紧日子”，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则需要增加上缴利润，通过此举可筹集1万亿元。他还要求地方政府“挖潜，把自己的功课做足”，而较贫困的中西部地区则会获得中央支持。
对于今年的减税降费带来的挑战，李克强表示，大规模减税降费，可以让企业带动就业，因此“得罪人也要动（政府的既得利益），让利于企业、让利于民……我们这样做，不是说在预支未来，恰恰是在培育未来。”他还形容，减税降费“是要动政府的存量利益（既得利益），要割自己的肉，所以我说这是一项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
从李总理的表态来看，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来大幅减税降费，意味着地方政府今年将面临空前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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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线城市“下血本”争总部 城市格局正重写
落户奖励、投资奖励、经营贡献奖励最高2000万元，企业壮大奖励最高1000万元，企业办公用房补贴最高800万元，人才奖励最高200万元……从今年开始，武汉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奖励将提质扩面。
无独有偶，成都、重庆、西安等新一线城市也都将下阶段招商引资重心向打造总部经济倾斜。
专家认为，这将形成头部城市强者愈强的闭环，可能造就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
吸引高端人才的最好途径
总部经济是增值经济，是国际分工的高端环节，具有知识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集聚辐射作用大、税收贡献大等特点，已成为城市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三分之二的世界500强企业在北京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北京总部企业数量不断攀升，从2013年的3937家增加到2017年的4064家，其中2017年外资总部数量比2013年净增45家，达到886家。
紧随其后的是上海。跨国公司总部、金融机构也热衷于在上海集聚。浦东新区作为上海总部经济的发源地，截至2018年年底，已集聚各类总部企业超过600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4家。
随着新一线城市的崛起，武汉、成都、西安、重庆、南京、郑州等地也加入“抢总部”的竞争之中。
在这些争取总部的新一线城市中，又数武汉和成都的竞争最为胶着。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2018年，成都GDP达15342.77亿元，以495.48亿元的微弱优势险胜武汉GDP14847.29亿元；但人均GDP方面，武汉以13.6万元比成都的9.6万元高出了4万元，这与成都人口（1604.47万人）比武汉人口（1091.40万人）更多有关。
此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这一指标武汉在2018年达到6844亿元，首次超过成都，居全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第五位，同比增长10.5%，增幅全国居首；地均GDP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密度和活力，2018年武汉地均GDP为1.75亿元/平方公里，比成都的1.07亿元/平方公里多出0.68亿元/平方公里。
奖钱送地“下血本”争总部
正是由于参与竞争的新一线城市“天资”相近，各城市在吸引总部企业落户时才肯“下血本”。
成都市《关于加快构建国际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见》提到，对新引进注册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一年内认定为成都市总部企业的，根据到位实收资本情况最高给予5000万元开办支持；对于首次被评为世界500强、中国500强等领军企业的跨国公司总部企业，最高给予2000万元领军支持。
西安市也不甘落后，其出台的《西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提到，新落户该市的金融业总部企业，最高一次性奖励6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达到10亿元以上的其他新落户总部企业，可一次性奖励3500万元。
作为“中部C位”的武汉，除了给予总部落户现金奖励外，更是在土地支持方面祭出“王炸”。《武汉市支持总部企业发展实施办法（试行）》提到，总部企业申请独立建筑物用地的，可按不低于项目所在地土地基准地价的70%确定出让起始价。换句话说，总部企业可七折拿地，而且《办法》允许地块中40%的建筑面积供企业自行分割租售。
武汉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过去制定的总部企业奖励政策标准可能更高，但是面窄、影响面小。新制定的总部企业奖励办法最大亮点在于对总部企业的支持力度更强、措施更有针对性。
此外，随着营商环境等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资金扶持作为支持总部企业发展重要抓手的同时，新一线城市也开始重视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重点构建协调服务机制，对总部企业员工落户、子女入学、外籍人员居留许可、人才服务、重大项目管理、便捷通关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便利。
头部城市虹吸效应更显现
纵观新一线城市为了抢总部落户所抛出的“绣球”，近来也纷纷获得了果实。
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将西部区域总部落户重庆，全球低轨卫星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项目则在重庆两江新区建设全球总部。
阿里巴巴、科大讯飞、太平洋建设则将面向“一带一路”市场的丝路总部放在西安。
武汉打造总部经济则是各区各具特色、全面开花。其中，东湖开发区备受大型跨国公司青睐，目前在汉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中，选择落地光谷的多达93家，其中多数为光电子信息领域的领头企业，更有近20家设立了研发中心或共享中心。
专家指出，近年来有一个明显的趋势，一二线城市争着占领价值链高端，三四五线城市则只能分羹到价值链低端的制造基地。以湖北为例，宜昌、襄阳等地的企业纷纷将总部搬到武汉来，把生产基地留在当地。这样一来，头部城市就会对其他城市形成虹吸效应，形成一种强者愈强的闭环效应。该专家认为，纽约、曼哈顿等世界经济中心，正是因为总部经济的虹吸效应，才始终活跃在全球经济链的塔尖，新一线城市在争夺总部经济上的发力，很可能造就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
参考报告
“上海制造”提质升级可瞄准三大方向
加快推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质升级，是新时代增强上海发展动力与活力的有力抓手。在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背景下，可以上海为龙头，创新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合作模式，建立“总部+基地+基金+机制”模式，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
一方面，引导制造业龙头企业加强长三角产业链一体化布局，在上海集聚制造业龙头企业总部，推动龙头企业将总集成总承包、研发设计等产业链环节扎根上海。另一方面，探索共建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引导高端制造相关要素资源优先向上海、苏南城市群（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和常州）、宁波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四大示范基地集中。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共同打造立足上海、服务长三角、辐射全球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总部集聚
当前，可充分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吸引国内外制造业龙头企业将总部集聚在上海，以江苏、浙江、安徽等周边省份作为生产制造的腹地，形成“总部+基地”的区域功能分工与合作模式。
事实上，上海已成为我国总部经济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受益于许多先天因素，如具有海洋、长江、陆地交通发达的区位优势以及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实力雄厚、总部人才优势等。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过程中，应更好地发挥这些优势，聚焦以总集成总承包、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等为代表的产业链环节，使上海成为制造业综合服务提供商。
第一，总集成总承包。以延伸服务、提升价值为重点，大力发展成套设备等领域的“交钥匙”工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总集成、总承包服务。鼓励企业向工程设计、方案咨询、技术服务和设备维护、运营一体化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扩展和延伸。
第二，研发设计。以满足需求、提高能力为重点，大力发展关键领域的研发创新，鼓励企业发展第三方研发设计服务；鼓励设立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心和工业设计中心，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智能化、柔性化和服务化的研发系统和解决方案。
第三，检验检测认证。以培育主体、健全体系为重点，积极发展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医疗健康和食品安全产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同时，鼓励检验检测行业注重标准化建设，积极参与制定国际国内检验检测标准；鼓励法定监督和社会委托检验积极采用第三方机构服务，打造一批面向国际、技术领先、资源共享的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第四，供应链管理。以提升效率、协同共享为重点，推进直接为制造业供应链服务的嵌入式物流、与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融合的供应链采购和仓配一体物流等。同时，加快供应链管理技术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应用，鼓励具有多种运输方式集成的供应链协同公共平台和跨区域物流信息公共平台发展，打造成一流的集约、高效、社会化供应链管理体系。
产业集群
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过程中，应以上海为龙头，形成四个专业化职能集聚、优势显著的制造业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即上海、苏南城市群（以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和常州为核心）、宁波都市圈（以宁波和湖州为核心）、合肥都市圈（以合肥为核心）。
2018年4月，上海市印发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加快迈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动计划。按照这一规划的要求，上海聚焦创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将全力打造汽车、电子信息两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民用航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绿色化工世界级产业集群。
以汽车产业集群为例，上海有必要打造具有全球话语权的汽车产业集群，大力拓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加快新能源汽车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和推广应用，加大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力度，加快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建设、示范应用和商业化推广，建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全球化布局的研发制造体系。
以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为例，临港地区围绕建设全球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智能制造中心目标，可进一步突出技术高端、强化前沿创新，重点发展机器人、民用航空、数控加工、增材制造、新能源装备、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重大装备。
长兴岛基地应加快完善配套设施，大力发展高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及配套产品、港口机械等；航空产业基地可重点推进大型客机三大中心（研发、总装、客服）、发动机研发及装试基地、民机航电产业化基地的建设。
苏南城市群：在已有基础上，南京可牵头建设软件及信息服务、智能制造装备、智能电网产业集群；无锡应牵头建设集成电路专用设备、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风电）产业集群；常州可牵头建设智能制造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光伏）、新材料（石墨烯及应用）产业集群；苏州应牵头建设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纳米材料）、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镇江可牵头重点建设航空航天、新材料（碳纤维）产业集群。
宁波都市圈：对宁波而言，有必要重点发展以新材料、高端装备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三大战略性产业，提升发展以汽车制造、绿色石化、时尚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清洁能源为代表的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以生物医药、海洋高技术、节能环保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着力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千亿级细分行业和产业集群。
作为宁波都市圈制造业基地的另一个核心城市，湖州应立足优势资源，以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主线，主攻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金属新材、绿色家居、现代纺织、时尚精品七大领域，为建设“绿色制造名城”和“智能制造强市”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合肥都市圈：在改造提升以家电、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为代表的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合肥应集聚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和未来产业。
总之，上海制造业提质升级在基地建设上有三个方向：一是沪宁方向，沿长江发展轴转移，包括苏南城市群；二是沪杭方向，以杭甬为轴带；三是合肥及安徽沿江地带，这是长三角制造业联动发展的重要方向。
机制完善
上海制造业提质升级是一项系统性、持续性工程，需要深化长三角产业的规划协同、政策协同、服务协同、市场协同，发挥好政府、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多元主体作用。具体而言，可共同制定产业协同发展专项规划，研究制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指导目录，明确重点产业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及各省市发展侧重点等。
第一，推动龙头企业跨区域布局。鼓励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如药明康德、恒瑞、联影、扬子江药业）、集成电路（如中芯国际、华虹）、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如上汽、蔚来、吉利、威马、博泰）、智能制造（如上海电气、振华重工）等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跨区域兼并重组，建立“总部—基地”等方式，实施一批区域产业合作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实现科研、生产、营销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在此基础上，以实体机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优化跨区域的生产力布局和配套服务，实现产业链整合，助推产业集群化发展。上海应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引进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龙头企业、行业隐形冠军和高成长性制造业企业。
第二，联合编制长三角产业集群地图。通过联合编制长三角产业集群地图，以协商建立有利于重大产业项目跨省市迁移的利益共享机制，促进产业布局优化和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通过区域间常态化、制度化对话协商机制，以解决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模式带来的区域竞争乃至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问题。按照资源共享、利益分享的原则，建立健全政府推动与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以信息共享促进资源共享。
第三，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和机制。可探索落实园区合作方式，通过飞地建设、跨区域园区共建、园区品牌输出等方式，实现跨区域的产业合作。要鼓励和支持张江、临港、漕河泾等品牌园区开发商加强与长三角园区共建，推动一批跨省合作园区发展。
围绕产业合作中的瓶颈问题，应以财税和经济统计为突破点展开政策可行性和操作性研究，协商建立有利于跨省市迁移的财税分成和产值增加值统计机制，平衡企业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利益。（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