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点津
多项预期目标调整 底线思维有所强化
今年，内部经济压力和外部形势皆趋严峻，政策层如何应对，成为各方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在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这部分中，有如下几大看点。
第一，报告指出2019年的特殊任务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此前就明确的工作任务，为今年各项工作定下大基调。
有分析指出，今年是建国70周年，2020年为预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年，2021年逢建党一百周年，2022年则要举行“二十大”。换言之，从今年起的4年期间，每年都有高规格的政经重头戏，每年也都要配合端出经济建设发展成果，因而，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必须稳健增长及发展，不能失控、脱序。而政府工作报告接下来的相关政策部署，已露出端倪。
第二，对困难的担忧进一步加大。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此次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认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
不过从长期来看，政策层依然对未来经济发展保持信心。工作报告称，“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我们有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坚定意志和能力，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
第三，多项预期目标调整。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6%—6.5%”，取代此前连续两年“6.5%左右”的增速目标（上一次为GDP设置区间目标要追溯到2016年，工作报告将全年GDP预期目标设定为“6.5%到7%”。由于市场预期被有效引导，2016年的GDP同比增速最终录得6.7%），并新增了实现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表述。
有分析指出，这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GDP预期目标设定为区间值而不是某个具体值，体现了经济的不确定性，给政策留下更大的空间。第二，2019年我国经济仍将面临结构型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导致的下行压力，GDP预期目标较以前有所下移，也是合理的。第三，稳就业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来保证，即便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为区间，也需要维持6%以上的经济增速。第四，虽然GDP预期目标有所下移，但未来会更重视经济发展质量。
值得关注的是，工作报告对经济增长的底线思维有所强化，在部署2019年工作任务的篇幅中，“确保/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共出现4次，并提到“决不能让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而2018年报告“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则仅仅出现了一次。这意味着政府不会容忍经济增速在2019年跌破6.0%。换言之，如果发生一系列不确定性冲击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大，那么政府稳增长的政策力度就会相应增强。
专家：中国经济变中有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日前在两会“部长通道”表示，分析中国经济形势要看到变，也要看到变中有机。
马建堂认为，中国经济确实稳中有变：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放缓；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三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增加。
分析中国经济形势必须看到“不变”：
一是中国仍处于大有所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基本格局没有变；
二是中国市场巨大，市场潜力无限，市场主体多，供给资源多，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变；
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市场化、产业化不断催生、促进、推动着新动能的产生，这个大趋势没有变；
四是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活力，顶住下行压力的决心没有变。
他表示，中国经济变中有机：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速放缓，推动中国更加注重挖掘内生动力和开拓国内市场。经济增速放缓，有助于倒逼改革开放，推动激发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二是贸易保护在增加，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尽快补上经济发展中核心技术的短板。
“2019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要使中国经济动力更足，更多地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动新旧动能的接续、持续和转换，要好好地抓‘三个+’。”
一是“互联网+”，其核心本质是万物互联，把众多需求和供给集合在一起，不仅使得很多老产业插上新翅膀，而且培育了许多新产业。
二是“大数据+”，核心是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通过大数据极大改善资源配置的方式，方便发现需求。大数据运用会给中国经济赋能，也会出现许多新的风口。
三是“智能+”，本质是在人工智能的引领下，机器对人能力的补充、增强、提高甚至替代。
发展数字经济成多省市发展“制胜法宝”
数字经济高度增长，是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表明，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达到32.9%，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
据了解，上海社科院研究分析，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在持续迅速增长，2016年到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1.51%、20.35%和17.65%。
地方各省市也意识到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奋力追赶新经济步伐。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济”屡被提及，更有省份强调数字经济为“一号工程”、“重点工程”，“数字经济示范省”、“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数字小镇”等提法频频出现。
浙江省强调数字经济是“一号工程”，提出“争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济”共出现11次，“数字化”出现6次。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则9次提到“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小镇”、“数字产业”等与数字相关的词更出现37次之多。福建省强调数字经济规模超万亿元，广东省提出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四川省要“建设一批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山东省要“建设一批重点数字园区”等等。
此外，地市级层面，杭州市明确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围绕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更加注重数字科技创新与应用，以人工智能引领云计算与大数据、数字内容、视频安防、信息软件、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等优势产业发展，大力发展5G商用、集成电路、区块链、量子技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加快场景应用，增强杭州数字经济发展支撑力。长沙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着力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突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共享经济“五大新经济形态”。
事实上，数字经济已在地方省市GDP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中表示，2017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10省市数字规模超过1万亿元。从占比看，2017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等10省市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30%。从增速来看，贵州、江西、广西、四川等中西部省市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增速均超过25%。
此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重点区域引领带动作用明显特点。 《白皮书》显示，2017年，“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东北老工业基地”、“珠三角”以及西北地区等重点区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从规模上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规模最大，达到12.2万亿元，珠三角地区次之，为3.7万亿元。从增速来看，珠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增长最快，同比增长21.7%，西北地区紧随其后，同比增长21.6%。
综合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仍面临一些制约瓶颈。其中，既存在需求侧数字化基础薄弱的问题，也存在供给侧平台支撑能力不足以及环境有待完善的问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在解读《白皮书》表示，完善数字经济支撑环境，应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完善政策环境，加强人才、资金、数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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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城投转型亟需“脱虚向实”
随着防止金融风险、化解地方债务政策的逐步加码，中央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政策思路已经越来越明确，即通过“开前门、堵后门”的政策使地方债务透明化，化隐性债务为显性债务。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近期的人大会议上即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不允许发生新的隐性债务。严堵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这给地方政府债务戴上紧箍咒。这一方面给了地方政府融资建设的公开渠道，也进一步封堵了地方通过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建立融资通道的空间。这样看来，未来作为融资平台的城投就面临日益迫切的转型需要。
当然，地方城投由于所处的城市环境和经济实力不同，实体化转型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但共性的问题大致是几个方面：
一是资产债务的重整，包括资产的盘活、现有债务的清理；
二是政企不分，城投过于承担了财政融资的职能，而人员、结构行政化，甚至本身就是财政的化身；再有就是市场经营能力不足，缺乏造血功能。
从这些问题来看，城投的转型需要的还是地方从财政预算、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规划才能妥善完成，而不仅仅是化解债务，转化融资渠道的简单操作。这里最重要的是城投能够实体化经营，获得稳定收益，那么所有的问题在发展中会得到逐步解决。
其实，从城投实体化的转型思路来看，总的来说还是要抓住城市建设来做文章。城投公司一直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大量的城投公司实际上都或多或少承担了城市化建设的职能。
所以向基建板块的转型就是把握扩大基建投资和补短板的机遇，挖掘题材，做好文章。特别是找出生态环保、新基建投资和公用服务领域建设项目的机会，争取项目，从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全周期来进行参与，形成城投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收入来源。因此，城投公司可以通过PPP、公用项目建设等方式依法承接基建项目，发挥城投公司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资源和能力优势。可以说，基建投资的回暖是城投公司转型基建的好时机。
另一方面，城投应积极承接公共服务项目的运营管理任务，做好城市经营者的角色。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国内很多城投公司都将城市运营作为主营业务。从城市运营中挖掘有现金流的经营性业务，如水务、燃气、综合管廊、停车场、广告、楼宇管理、道路和站点冠名等，既能丰富城投公司的业务类型，又能为多元融资提供支持，是每一个城投公司思考转型路径时的必然选择。
而对于没有实业基础，更多作为城市国有资本经营的城投公司，则需要考虑向产业基金或产业园区运营方面转型，从单纯的融资平台转为国有资本运营方。在产业孵化、引导方面，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引入战略投资人、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积极介入其中，成为未来城市产业发展的参与者，深入介入区域经济发展，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好政策引导的角色。这方面需要城投公司提升资本运作的能力，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待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潜力，深入挖掘自身的资产价值，才能够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多种方式获取金融资源的支持。
因此，城投转型应以基建投资、城市运营和产业投资三个方面在城市的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当然，城投公司目前还面临政府隐性债务化解、资产划转、公司内部管理优化、人力资源提升等诸多细节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转化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提高市场参与程度，这都需要在业务转型和发展中妥善解决。
总的来看，对于地方存量债务的认可和增量债务的严控，反映出中央对于地方的城市建设和相关的融投资不会“一棒打死”，更希望能够政企分开，阳光化经营。但地方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错过“转型期”，应该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城投“脱虚向实”，真正发挥城市建设和投资的作用。
参考报告
如何让智慧城市的建设更有效
2008年11月，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发言中，抛出了“智慧星球”计划，智慧城市概念由此诞生。
如果说过去十年是智慧城市的奠基、研究和争议期，那么2018年则是智慧城市的“黄金期”。尽管这一年我们经历着贸易摩擦、裁员潮、股价大跌……但智慧城市的遍地开花，却也是眼前的“风景”。
据统计，目前国内副省级以上城市总共19个，其中有18个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336个地级市中，279个已经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有意建设智慧城市的政府单位，总计超过500个；目前已有290个城市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每一座城市都在抢夺“最聪明城市”的桂冠。但是，智慧城市发展的思路、技术和标准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莫衷一是。另外，部分地方政府采取盲目跟风的态度，对于自身智慧城市建设的需求和特色没有进行深刻的分析，一味地照搬照抄其他城市建设方案，堆砌技术，滋生诸多问题。比如，地域特色不明显；应用能力达不到标准要求，造成软硬件设施和功能闲置浪费，进一步引发重复建设，等等。
有专业研究机构指出，“打造智慧城市”，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智慧”的核心内涵并不是在传统基础设施内实施数字界面或者精简城市运营，而是有意识地利用科技和数据优化决策，立足于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涵盖许多方面，例如，城市空气质量如何、居民走在城市街头是否感到安全，等等。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着眼点。有专业研究机构对全球136个智慧城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最先进的智慧城市，在这些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城市居民的某些关键生活质量指标，比如通勤时间、在医疗和政府事务上耗费的时间、应急响应时间，等等，仍有10%至30%的改善空间。
而在城市智慧化阶段，要有效利用现代技术、现代理念、现代思维，夯实城市数字基底、中枢神经和智慧大脑，让城市学会思考。这需要建设者把握智慧城市内在逻辑规律，五个关键点不容忽视。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万物互联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当前，我们正步入物联网时代，5G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从而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逐步扩大到人与物、物与物的沟通连接。智慧城市正是以此为支撑的城市形态。也正因如此，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必须保持技术方面的前瞻性，全面掌握并熟练运用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思维。
据调查，现有智慧城市广泛应用云技术、移动应用程序、数据平台、物联网/传感器、生物识别技术和地理空间技术。但更先进的技术，比如，区块链、无人机、VR/AR技术、AI和V2X使用率不到十分之一。而这些技术在未来三年的使用率很可能会飙升。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可分为四个阶段，循序渐进
概括来讲，智慧城市建设起码要经历四步：第一步，让“物”能说话；第二步，让“物”与“物”之间能对话；第三步，让“物”与人能交流；最后，让城市会思考。这决定了智慧城市建设可以分为四个版本：
1.0版是数字化，这是智慧城市的初级形态，目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通过数字表述出来；
2.0版是网络化，是通过网络将数字化的城市要件连接起来，实现数据交互共享；
3.0版是智能化，是在网络传输的基础上实现局部智能反应与调控，如智能收费、智能交通、智能工厂等；
4.0版是智慧化，是借助万物互联，使城市各部分功能在人类智慧的驱动下优化运行，到了这个版本，智慧城市才算基本建成。
这四个版本，前一版是后一版的基础，但又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循序渐进、适度超前。总想着一步到位，往往只会事倍功半。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要自下而上、由点到面的推进
智慧城市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很难先有一张“施工总图”，然后照图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只能是自下而上，成熟一个推一个，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现实需求，区分轻重缓急，逐一构建城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智慧子系统，如智慧制造、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教育、智慧社区等等，先把智慧城市的四梁八柱搭好，再添砖加瓦、封顶竣工，这样才能根基深厚。
第四，智慧城市建设要法制化、标准化
智慧城市是复杂系统，也是新生事物，其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有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是标准。要统筹协调，加快构建包括信息技术标准、城市建设标准、信息应用标准在内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确保有序建设、高效集约。
二是安全。这是智慧城市正常运转的基础。要加强网络安全立法和监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发展网络安全技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
三是扶持。政府要带头打破“信息孤岛”，出台鼓励社会参与的政策措施，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为智慧城市营造良好宽松的发展环境。
第五，尝试多方参与
智慧城市需要一个智慧的政府，但政府无法独立承担出资、运营等全部责任。
调查发现，全球大部分智慧城市应用均由公共部门牵头实施，但初始投资方多来自私营企业。城市管理者需要明白，自己在哪些领域内可以退后一步，把空间留给私企、国企、高校、基金会、非营利机构等合作方。比如，阿姆斯特丹的智慧城市项目就是采用公私合作模式，汇集了市政机构、教育机构、非营利机构、私营企业和创业公司等诸多合作方。
合作方越多，建设覆盖范围就越广，数据使用也会更有创意，从而带来更出色的效益。这也就要求参与各方不仅能够带来资金支撑，更要提供专业能力等附加价值。当企业及私营机构的创新不断涌现，政府便可以在监管、召集主要合作者、提供补贴或改变采购决策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