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点津
2018年五大经济问题值得关注
2017年年度的中国经济数据已经公布，GDP规模达到82.71万亿元，同比增长6.9%。这是中国经济增速在7年来的首次回升。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在经济结构调整、政策面对增速关注下降、宏观政策高度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还能加速回升，这的确是一个让人侧目的经济成就。
有研究机构认为，客观看待2017年的中国经济、理性展望2018年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发现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对于企业和政府面向未来的决策都十分重要。
首先，2017年的增速回升在2018年可能难以持续。从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过去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以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将可能导致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低于2017年。
其次，统计“水分”问题将削弱市场对经济的信心。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之前，国内数个省份先后自揭经济数据造假问题，从辽宁、内蒙、天津暴露的情况看，三地在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方面的水分都高达20%左右。正如研究机构指出，数据造假虽然是老问题，但其在当前的影响非同小可，因为这可能动摇中央政府经济战略决策和政策目标设定的基础。虽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澄清，少数地方的数据水分不影响国家层面的经济统计，但这并未完全打消市场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怀疑。
第三，宏观数据与微观市场不匹配、整体数据与实体经济不匹配的情况仍然明显。201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虽然表现“强劲”，但与微观市场的反差较大。有调研发现，从微观市场、实体经济的发展来看，很难看到宏观经济逆势回升的迹象。
第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滑。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1%，比上年下降11.0个百分点。2017年占投资比重超过60%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6%，虽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但仍低于整体投资增速，显示民间投资活跃度不足。
第五，居民消费增长仍然缓慢。201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2%。有研究人士分析，从消费构成来看，居民消费26.2万亿元，增长7.94%，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约72%，而社会集团（非居民）消费到10.4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占到社会消费总额28.46%。非居民消费大幅增长在一定程度显示政府消费性支出较快增长，将挤压居民消费。
总体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升，经济规模突破80万亿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可观。但此种回升在2018年不太可能持续，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6.5%左右。
七部委力促军民融合 央企军工混改将提速
为进一步发挥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中央企业所属单位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中的骨干引领和示范作用，坚决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弊端，纵深推进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支持中央单位深入参与所在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通知》。
《通知》称，中央企业要在承担军民深度融合改革试点任务的改革试验区域选取试点单位，积极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类的军工科研院所，将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允许军工企业建立军用技术再研发降密、解密机制。允许军工单位试行军品科研生产领域采用先进适用的民用标准，推进军民产品和技术标准通用化。中央单位要建立本单位军工资源共享机制，分类推进国防科技实验室、军工重大试验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等向社会开放。
《通知》要求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要深化和落实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中央单位的科技成果在境内使用、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国家安全外，可不在主管部门和财政部审批或备案，转化收入不上缴国库，纳入单位统一预算。允许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协议定价、技术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科技成果价格。允许中央企业所属单位在完善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转让制度的情况下，以技术类无形资产作价出资、转让、置换、吸收增量投资入股等形式转化科技成果。
《通知》称，允许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按规定自主统筹经费使用和分配。鼓励有实力的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到改革试验区域办学，按照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的需要，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
万亿GDP城市打响高新技术企业竞赛
各地正陆续召开两会，通过各城市2018年重点工作清单，能大致窥探出2018年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从目前释放消息来看，培育或汇聚更多创新资源，为地方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在淡化GDP增长目标、追求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下，创新驱动愈发为地方政府所重视。
南京市“两会”提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800家，在2017年预期目标（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50家）的基础上增长了5倍多。这与去年底南京市委启动创新驱动发展“121”战略一脉相承，今年年初南京市委1号文件也是《关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
深圳市针对当前缺乏国家布局的行业性大院大所和国家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等现状，2018年深圳将实施创新“十大行动计划”。这包括新启动2家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和2家基础研究机构建设，全年新增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等各类创新载体100家以上，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00家以上等。
苏州市2017年GDP预计超过1.7万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苏州提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00家、省级民营科技企业1000家；还要集聚创新创业人才，实施人才引育工程，新增高层次人才2.25万人、高技能人才2万人等。
武汉市2017年新增国内外500强和跨国公司研发机构30个，高新技术企业新增521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2177家。2018年武汉将开展“创新主体成长专项行动”，提出要培育瞪羚企业50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1000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00家，引进知名企业研发机构30家，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市，打造中部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均增长15%等。
广州市2017年GDP预计达到2.15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5%左右，新增高新技术企业4000多家。广州市提出要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2018年推动一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推动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壮大为规模以上企业，培育创新龙头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重点扶持200家高精尖中小企业，新增小巨人企业1500家、科技创新企业1万家等。
2017年诸多大城市纷纷推出人才引进计划，致力于吸引更多创新人才的落户，2018年创新资源的争夺可能会进一步升温。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表示，在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愈发重要。创新需要一些实体，包括高新园区、高新开发区、创新型科技型企业等。陈耀说：“高新技术企业是经科技部、各省科技厅认证通过的，是很重要的载体。地方的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要么通过就地培养，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等，要么通过招商引资，从外地吸引过来。不过，各城市在吸引高新技术企业时，要根据地方资源禀赋、既有的科技资源等，选择合适的方向，避免太多同质竞争。”
陈耀还指出，地方在追求创新发展、质量发展时，关键在于人才，2017年很多城市开展新一轮人才争夺战，为了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开出了很优惠的条件，“吸引人才方面，未必都要盯着院士，人才选择方面也要遵循适用原则，关键要让不同层次的人才真正发挥作用”。
城市热点
广州推IAB产业政策红包
日前通过的《广州市加快IAB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全市IAB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成为影响全球、引领全国的IAB产业集聚区。
行动计划提出一系列细化目标：建设10个价值创新园区；引导成立5只百亿元级基金；设立“IAB人才奖励专项”；建成100家IAB重点创新平台；组织实施IAB重大创新成果转化项目超1000项；在IAB细分领域培育100家具有领先优势的重点企业；全市签约IAB重点项目不少于100个（落地项目不少于50个）；培育形成100名国内外细分行业“单打冠军”。
未来5年，广州将顺应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和变革趋势，着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关键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等全生命周期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推动新一轮软件产业大发展，鼓励平台型企业、平台型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平台、数据、应用、服务、安全”协同发展的格局。力争2022年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产值超7000亿元，建成“世界显示之都”“国际软件名城”。
人工智能方面，重点发展智能软硬件、智能机器人、智能运载工具、智能终端等智能产业，以及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制造等应用服务，力争2022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1200亿元，建成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区。
生物医药方面，重点发展生物制药、化学药、现代中医药、体外诊断产品、高端医用耗材、先进治疗设备、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精准医疗、基因检测、高端医疗等，力争2022年全市生物医药产值超1800亿元，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疗健康产业重镇。
行动计划中包含多项支持IAB产业发展的重磅政策，主要包括：集中资金倾斜支持：一是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委、科技创新委每年各安排不少于10亿元资金集中支持IAB产业发展。二是引导设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生物医药”5个百亿元级产业基金并重点投向IAB产业领域。设立“IAB人才奖励专项”：在广州市“1+4”产业领军人才政策中，设立“IAB奖励专项”，每年奖励20名杰出产业人才，500名产业高端人才，1000名产业急需紧缺人才，50名高端创新人才，努力吸引更多的高端、创新性、紧缺性IAB人才到广州工作或创业，推动全市IAB产业加快发展。加大价值创新园区建设力度：一是对价值创新园区公共服务平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择优按投资额的20%给予补助，单个园区最高补助金额累计不超1亿元。二是价值创新园区配套设施建筑面积占项目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可从14%提高到15%。三是简化价值创新园区土地审批流程，给予“绿色通道”支持。四是每年安排不少于5000亩的工业用地指标，重点向IAB产业倾斜。
南京计划3年新建2万多个充电桩
近日公布的《南京市“十三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提出三年后南京全市的公共充电桩将达到20457个，基本实现在900米范围内就能找到一处电动车充电桩。
三年后南京公交全变电动车
根据规划，2017—2020年期间，南京全市规划新增建设公共充电站1229座，充电桩15108个。规划到“十三五”末，全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总规模将达到：充电站1542座，充电桩20457个。届时，公共充电桩900m服务半径分区覆盖率达99%以上。
根据《南京市“十三五”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到2020年，南京基本实现全市主城区、新城新区公交车新能源化，新能源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13万标准车以上，初步形成以私人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推广应用格局。依据《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2030年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488万辆。预测远期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机动车保有量比例为20%左右，2030年电动汽车保有量约为100万辆。
规划公布了5种充电设施形式
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充电设施布局的需求将会大大提升。南京将对充电桩进行“分散式、小规模”布局，这次规划公布了5种充电设施的形式。
1、结合路灯布设充电设施。这种充电模式为路灯杆上加挂一个充电桩，以方便纯电动汽车路边停车补电。
2、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充电设施。立体充电车库是探索城市充电和停车问题的优化解决方案。
3、太阳能充电设施。依靠太阳能完成整个充电站的能源提供。
4、无线充电设施。无线充电相较于传统的充电桩或充电站充电有许多优势，包括充电设施地埋，既不用征地，不占用地面空间，无凸起，干净整洁；建设周期短，运营成本低，可实现全无人值守。
5、复合用地模式充电设施。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更多加油站将采用加油与充换电的双重模式。
规划提出，在布局充电设施的同时，需同步建设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平台，实现充电桩统一接入和统一支付；以手机APP如智慧南京、微信等为客户端载体，实现一键式寻桩充电，并通过充电、用电、驾驶等大数据分析实现更加丰富的智能互动服务。
苏州探索用保险为杠杆撬动企业融资
初创型科技企业能不能冲破“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模式？能不能挖掘一种新的融资渠道？在苏州这个科技企业聚集的制造业重镇，中国人保大胆创新，尝试以保险为杠杆，撬动企业融资，大力度服务实体经济。
增信新路径 企业解了资金之渴
成立于2009年的韩博科技是一家典型的初创型科技企业，公司陆续投入数千万元资金研发餐厨垃圾处理一体机和无烟火锅两款产品。2015年年底，中国人保为韩博科技开出了“信保贷”的第一张保单。韩博科技凭此新路径，在商业银行获取了500万元的“救命”贷款。
“利用保险产品的增信作用，解决了科技企业信用不足的问题，降低了银行贷款风险。”中国人保苏州市分公司总经理沈丽敏介绍，在保险公司提供了风险保障后，银行便将“信保贷”视为低风险产品。企业通过“信保贷”融资不需要提供抵押物。
人保财险苏州科技支公司总经理王臻介绍，为了帮助更多科技企业融资，中国人保专门在苏州成立了保险行业内第一家科技支公司，公司在科技保险产品创新上做了很多尝试，将基本科技保险产品整合成财产、责任类等六大类产品，真正做到助力科技企业发展。
河海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建明说，除了保险与贷款，保险公司在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估前提下，在企业增信、股权投资上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像苏州等沿海发达城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迫切需要现代金融的高质量服务。
质押新方式 无形知识产权“变现”
2017年9月，中国人保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开出了中国险资直接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第一单，人保财险苏州科技支公司和贝昂科技签订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协议，贝昂科技将部分知识产权质押，获得了中国人保提供的500万元贷款。
陈建明介绍，初创型科技企业即便拥有潜力可观的知识产权，但由于固定资产规模不大、盈利能力不明确、知识产权估价困难，难以成为银行开展质押贷款业务的合作对象，即使是达成贷款协议，银行方面往往也会要求企业以其他资产来担保或捆绑其他有形资产。
如何降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风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保险公司不会畏惧这种风险，因为我们能通过‘再保’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风险被分摊以后，就能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内。”沈丽敏说。
融资新渠道 险资直投科技企业
韩博科技和贝昂科技两家企业成了中国人保两个“第一单”的幸运儿，但在苏州，还有更多融资难的科技型企业等着资金来解燃眉之急。
为了满足企业融资的全面需求，近年来，中国人保打出了一套帮助企业融资的“组合拳”，除了在保险业务上发力，还通过科技基金直接贷款给企业。
2016年底，全国首支“投保贷联动”模式的基金在苏州成立，即人保（苏州）科技基金，总额为5亿元。虽然基金第一期的投入不大，但这是中国人保直接以股权或债权形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迈出的第一步，保险公司成为企业融资的新渠道，这是整个保险行业的首创。与银行贷款相比，科技基金的优势是贷款周期长，给企业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进行资金周转。
对于前景好的科技企业，科技基金不仅提供贷款支持，还会直接投资。前不久，人保（苏州）科技基金以500万元入股苏州长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成为该公司第三大股东。“对于初创型科技企业来说，中国人保的直接投资意义不小，让初创型企业增加了一张‘央企入股’的闪亮名片。”长风科技总经理张发宇说。
截至2017年底，人保（苏州）科技基金已为30多家科技企业解决了2亿多元的融资需求。苏州保监局相关负责人说，“投保贷联动”的模式为保险服务实体经济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科技保险突破了保险、投资、信贷各自为政、缺乏联动的陈旧模式，逐步走向回归金融本源、创新共享发展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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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街区：发达国家提升创新能力的新思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政策与资本的支持下，高新区、科学城、自主创新示范区层出不穷，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全国。但这些打着创新旗号规划建设的园区，大多还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以投资驱动发展的思维模式上。而当前，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由要素、投资双轮驱动，向创新、资本双轮驱动转型。
就在各地开疆拓土，大建园区的同时，发达国家正在流行把高新技术企业“搬回市区”，通过城市更新，推动“创新街区”的建设。
如今，在城市创造一些能吸引知识工作者的“创新街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政府决策者和城市规划师较为认可的发展战略。例如伦敦的硅环、剑桥的肯德尔广场、波士顿的创新区、纽约的硅巷、西雅图的南湖都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
一、什么是创新街区？
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向中心城区集聚的现象受到广泛关注。2014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创新区的崛起》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创新街区”概念。
这些“创新街区”，一般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位于城市内部的高密度区域，以中心城区为主，有着丰富的公共空间，具备混合功能开发的空间要素；二是具备便利的交通设施和互联网环境；三是部分或全部地整合创新企业、教育机构、创业者、学校、金融机构、消费性服务业等经济活动要素；四是具有复杂性、高密度、文化与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以及新旧事物的层次性。
二、创新街区带来哪些好处？
创新街区可以为创新企业、高技能人才和地方政府带来收益的增加。
对创新企业而言，好处有两点。一是良好的城区生活环境能更好获取知识“溢出效应”。对于创新活动而言，人际接触和跨企业流动能促进知识的有效传递。例如在午餐中或高尔夫球场上面对面的接触和讨论，是硅谷型科技创业产业持续成功的关键；二是在城市能更便捷的招聘到创新型人才。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往往倾向具有良好生活环境的中心城区。一个办公室越接近繁华的城市街区，就有更好的配套设施，并能从工作空间获得更多收益，知识工作者被较短的通勤、更多更好的配套服务设施和步行街区所吸引。
对高技能人才而言，良好的城区生活环境能带来更多的创造性。当创新成为发展的关键要素后，必须深刻的认识到，创新基本上就是社交活动的结果，多样性的办公空间，不仅是开放楼层规划、灵活空间和“非领地型”办公规划，更能为高技能人才，提供合作、日常沟通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激发创新的思维。例如，艺术家喜欢选择拥有专业机构、丰富夜生活并能提供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内城，而这最终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布局。
对地方政府而言，可以通过城市更新，促进城市的再发展。创新的主力军是中小型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帮助城市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例如，在发达国家，通过地方政府的适当干预，初创型和中小型企业得以以较低成本入驻中心城区创新街区，随着其收益上升，地方政府的综合收益也得到提升，对双方而言都是经济理性行为，而且，创造和培养创新和创业文化的城市，将更有利于经济复苏和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城市的经济弹性和区域经济转型的潜力。
三、如何建设创新街区？
从纽约硅巷、伦敦硅环、剑桥肯德尔广场等典型创新街区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它们转型的初始阶段，基本上都是市场化因素在推动，特别是与私人开发商对区域的改造升级有关，在转型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地方政府才开始进入，并推动实施相关的政策计划，从而有利于创新街区的更快发展。但也有例外，波士顿海港广场创新街区则是完全由地方政府规划推动建设的。
在推进波士顿创新街区建设过程中，其规划的主要策略有三：一是促进合作。创建紧密的生态系统以促进创造性增长，将小公司与提供资本获取的大公司相互交织；二是提供“公共空间+规划”。建立丰富的合作开放空间和场地，并创建街区会客厅。三是发展24小时的社区。建设创新住房，提供居住工作空间，并吸引世界一流的餐厅和文化机构，营造活跃的夜生活。
而具体从规划建设过程来看，土地利用是形成创新街区的关键因素，波士顿的具体做法是：首先，非住宅用途的总建筑面积的20％用于创新空间，包括实验室、小企业孵化器、研究设施、设计和开发用途，汽车共享或自行车共享服务，为城市带来新增工作等其他原始发展计划。其次，推动包括在其他领域被称为微型单位的创新单位。该项目共832个单位，有96个租金较低的“创新单位”（微单位），并要求开发商遵守标准的经济适用住房分配和补贴。第三，强调开放空间：绿色海港、法院广场、海港山和公园。值得一提的是街区会客厅，作为街区中心，其主要功能就是吸引人才和商业，由非营利运营商以5年1美元价格运营，还提供会场补贴，一年举行562次活动和会议，相当于为租借公司节省了100万美元的费用。
参考报告
特色小镇迎“小镇+新经济体”4.0版
经历了小镇+一村一品、小镇+企业集群、及小镇+旅游休闲后，中国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建设正在迎来第四代新产品，即小镇+新经济体的4.0版特色小镇。
与之前相比，4.0版特色小镇更能发挥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和产业修缮等功能，主要特征在于其产业和空间的活力源于个体自适应，更具企业孵化器功能。能够在独立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干扰同时，与周边特色小镇协同生成“特色小镇群”的高层次结构；同时能够借助互联网和城市创新体系融入全球价值链。
产业特色+环境特色 打造有特色小镇的“生命力”
从浙江经验不难看出，“特而强”的产业是特色小镇的发展支柱。没有特色的产业，难以支撑特色小镇的持续发展。
特色产业，即因地制宜，立足于各地区要素蕴含的比较优势，挖掘最具基础、最具潜力的产业，着力发展特色主导产业。
在近日举行的2018中国特色小镇博览会上，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指出，应使特色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不可复制性，避免内容重复、形态雷同的同质化竞争，防止千城一面。
而所谓避免产业雷同，并非单纯指在行业选择上另辟蹊径，因为行业有限。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沈迟看来，同样的行业结合不同的环境，如产业特色结合人文特色、空间特色，产生的独特性是具有生命力的。
如此说来，特色小镇发展更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和空间环境等，才能培育产业的生命力，产业的生命力即决定特色小镇的生命力。浙江省特色小镇发展，正因赋予了它们良好的市场化制度环境，加上政府较好服务。
沈迟表示，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联动是培育特色小镇的关键，但这不代表产业可以永续。特色小镇要有产业支撑，又不能只是产业支撑。有的产业可以支撑特色小镇，有的产业支撑不了特色小镇，还有的产业在不同地点支撑作用不一样，区别就在于“生命力”。
特色小镇的生命力并不只是产品上下游联动，而是不断的产生创业、创新，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打造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提出的“IP”概念，创造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平台，才是特色小镇的核心所在。
企业运营+政府规划 形成特色小镇的“依赖路径”
政府规划调整、规划政策、营造环境、搭建平台，市场在建设、运营、融资过程中发挥作用，使政府与市场间互补，成为特色小镇发展的主要依赖路径。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土部、环保部、住建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以市场化方式建设和运营，要以企业为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的主力军，实现市场主导的开发建设，同时要求政府在特色小镇创建中要理清与市场的关系。
首先，特色小镇选址定点应坚持以企业为主导，按市场机制进行选择。在政府立项、规划调整引导下进行培育和打造，进而形成特色小镇。
胡存智称，企业应根据不同特色产业要求，在具有不同特色资源禀赋、经济条件、区位条件、产业奠基，地域景观风貌等合适条件下，选择合适的小镇和村镇。
其次，在特色小镇建设投资建设上，要以企业为主体，以一流的标准进行投资建设，企业按市场运行的要求来创建打造特色小镇；在特色小镇投资运营上，要避免政府包揽立项，形成过度投资，加重负担和债务风险；在特色小镇运营管理上，要更好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
仇保兴总结，政府管理“特色小镇”的基本政策应该是，激励不取代、简政不专权、护航不包办，评估不刮风。
运动化趋势+房企过度参与 目前特色小镇建设堕入多处陷阱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区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发现，七个方面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及时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刘春雨介绍：一是概念不清、定位不准；二是盲目发展、质量不高；三是同质化严重、特色不鲜明；四是政府主导倾向明显、市场化不足；五是重物不重人、搞形象工程；六是盲目举债、积累债务风险；七是房企过度参与、小镇地产化。
对此，刘春雨指出，特色小镇建设应合理借鉴浙江经验，避免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应聚焦高端产业方向，发展优势主导特色产业，有效推进“三生融合”，科学规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特别需要严防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房地产化倾向，以及严格节约集约用地。
总的来说，特色小镇建设推进得当，既能产生新经济新动能，又能创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发展新空间；推进失当，就有可能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留下遗憾。
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引领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
